市場經濟根本是價值規律在影響，而供需影響著價格。成本只能作為影響供給變動的一個外生變量而發揮作用，不存在所謂的成本高就必然導致市場價高的邏輯。這是改革開放所確定的最核心理論，這也是市場經濟的核心理論。如果鐵礦石以及其他原材料的價格高漲并沒有鋼鐵所對應的下游行業需求的旺盛，那這樣的高成本就不會高鋼價的出現，鋼廠必然的要承擔相當的成本壓力。反過來講，這樣的高成本也是不可能長久的。從原材料到最終端需求的整條產業鏈的每個環節所產生的供求博弈決定了不同環節所對應的價格。簡單的看：從原材料到鋼廠再到終端，現實的情況并非是原材料短缺導致鋼廠進價上漲以及鋼材緊缺導致鋼價上漲，而是總需求旺盛導致鋼價上漲繼而促使原材料價格上揚。也就是說現在最需要的是對需求做一個分析，以判斷整個產業鏈的價格走勢。

宏觀經濟與鋼鐵行業的整體走勢關系

作為鋼鐵業的一系列下游產業，從宏觀語境的視角看，這些行業的發展的周期性與國民經濟的周期性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說國民經濟的周期性作為鋼鐵行業的外部宏觀環境決定著鋼鐵行業的基本走勢。所以，對國民經濟走勢的基本判斷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對鋼鐵行業走勢的基本判斷。

總體來看，隨著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中國已經處于了勞動密集型向資金密集型轉軌的過程中，鋼鐵行業作為典型的資金密集型產業，春天剛剛到了。也就是說，鋼鐵行業的外部宏觀環境從長期來看已經是絕對利好。對于這一點的認識，我們可以思考為什么三大礦業巨頭頻頻借所謂“中國需求”來謀取漲價目的。這一輪的漲價就是從2003年開始的，而中國的重工業加速也是從2003年開始的，之前的鐵礦石漲跌幅度和2003之后漲跌幅度不可同日而語（如圖表所示，連續的大幅漲價只有在2003年以后才有），這是一個質的變化。這是一個長期的判斷，也是對“中國需求”的最根本理解。

長期利好不代表短期的波動。中國銀行研究認為：中國經濟周期為30年一個大周期，10年一個小周期，10期間還有數個小周期，從2003年底開始的這輪周期已經持續5年了，國際市場周期顯然已經處于拐點了，但我們的上升周期到何時結束并不確定。經濟周期本身是個市場經濟概念，但在中國這點是部分適用，政府作為重要的資源支配主體，延伸上升周期的能力不容質疑！就今年來看，經濟增長不會出現質的變化，防止通脹依舊是主要命題。

成本推動型通脹、貨幣推動型通脹、外部輸入型通脹共同作用，通脹壓力愈發增大。主要的數據連創新高，并有不斷走高態勢。當局的調控力度并不會減弱，雖言相機而擇，卻也只能在防通脹的框架里選擇。所以，今年的鋼鐵需求不會降低，對價格的支撐力度不會減弱。

對于國內鋼鐵行業的走勢的判斷更多的是從需求角度來觀察，但國際市場的變化卻出現了新的情況，原材料中的焦煤因為澳大利亞的洪水而被迫減產，這在推高焦煤現貨價格的同時，還使得澳大利亞焦煤主要供應國——日本和韓國的鋼產量增長無法達到預期值，國際鋼鐵價格將因局部供給原因而上漲，這在澳大利亞焦煤恢復供應前（大約在7月）將難以改善！由此而形成的國內外鋼鐵差價將進一步誘導國內鋼廠的出口動力。

原材料價格上漲與宏觀調控的悖論解釋

作為最主要的鋼鐵生產原材料——鐵礦石的價格上漲已經成為事實，煤焦電運的價格上漲也成為必然，鋼鐵生產成本已經表現為“集體性上漲”。

一般來講，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出廠價格作為PPI（工業出產品價格指數）中生產資料出廠價格中具有相當權重的組成部分，其價格上漲將直接推動PPI的上升，進而間接推動CPI的上升。當下，CPI已經相當高企，通脹壓力甚大，如果任由原材料價格上漲并間接推動PPI和CPI的上升并非當局所愿意看到的。一月份，PPI已經攀高到了6.1%的地步，成本推動型的通脹預期繼續增強，鋼鐵行業“貢獻”甚多，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要對原材料的上漲有過多的干預！因為對于鋼鐵行業的種種政府宏觀調控要放在兩個模式或者是兩個大背景下來考量。

背景之一：事實上，要素價格過低（包括資源價格、資金價格、勞動力價格、土地價格等）和環境成本過低已經扭曲了市場價格信號，進而造成了資源的非優化配置，而且“兩低”所造成的經濟粗放發展模式和環境壓力已經成為當局著力變革的對象，所以如何推動要素價格市場化和環境成本內部化應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

具體到鋼鐵行業來講，煤焦價格作為鋼鐵生產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價格上漲已經在“要素市場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成為必然。長期以來，煤焦價格并不是市場化的，人為的價格壓低已經到了無以為繼的地步，并由此所引發的環境壓力已經到了非持續發展的境地。所以從山西開始的“煤要素市場化改革”已經決定了煤焦價格的上漲趨勢！這包括新的計稅方式、新的征稅額度、新的環境補償稅費等等。

也就是說：盡管在短期PPI和CPI高漲的壓力下應該當對原材料價格的快速增長有所干預，但鑒于要素市場化改革的重要性，干預的出現不太可能。煤焦價格上漲以及由此所引起的電價上漲（電煤價格上漲）和海運費上漲（北煤南運增加了海運量）已經成為必然的預期。

背景之二：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鐵礦石需求方并沒有成為對價格有所控制力的主體，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最大需求方”不但沒有帶來相應的話語權，反而成為鐵礦石供應商的價格上漲“借口”！何也？行業發展模式之弊也。

巨量的鐵礦石進口量和巨量的鋼鐵出口量已經形成了“大進大出”的行業發展模式。雖然此模式實質上是一種非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

一：（原材料）高價進，（制成品）低價出的中間是國內低要素價格（低勞動力價格、低資源價格、低土地價格、低資金價格）的對外補貼和行業集中度過低所造成的對外補貼，這種補貼下所形成的所謂的國際競爭力并沒有“內生性”，其可持續能力相當值得懷疑。

二：外交資源和其他行業外貿資源對鋼鐵行業的補貼。低價格對進口國的沖擊已經造成了進口國的種種反彈，反傾銷案件紛至沓來，貿易爭端不斷，為此所浪費的外交資源本身也應當屬于鋼鐵行業發展的“成本范疇”。更為可怕的是，造成反傾銷和反補貼“兩反”的誘因就是鋼鐵過多的低價量大的出口所造成的，為此，其他行業也不得不面對“兩反”同存的貿易壁壘。鋼鐵行業對其他行業和國民經濟的負外部性已經成為事實。